12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韩国突如其来的“六小时戒严”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场“紧急戒严之夜”的场景如同电影画面般超现实，社交媒体的无死角直播更是增添了戏剧性。戒严军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前庭，全副武装的士兵破窗试图进入国会大厦，普通市民深夜迅速集结，与军队对峙……这场“戒严风暴”荒诞得让人难以辨别是现实还是影视剧。
“六小时戒严”事件后，人们不仅质疑韩国社会，全世界都在追问：“尹锡悦为何这么做？”即使是了解尹锡悦的总统府高级幕僚、执政党领袖、保守媒体《朝鲜日报》等，一时间也难以理解他为何不惜“自毁”的疯狂之举。
从常识来看，这场潦草的“政变”似乎毫无准备，是注定失败的鲁莽之举。事后披露的信息显示，陆军参谋总长朴安洙甚至直到看总统发表紧急电视讲话后才知晓实施戒严，及自己被任命为戒严司令官。“戒严令”颁布后，各部门行动混乱、迟疑不决，导致在一团混乱中，190位国会议员迅速齐聚国会，并以迅雷之势通过了解除戒严的决议。
从民意层面来看，这次“戒严令”傲慢地挑战了韩国社会共同的底线，激起了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沉痛的集体记忆，使得不同政治光谱的民众迅速且空前地团结在了尹锡悦的对立面。当晚，通过社交媒体，人们见证了民众与戒严军对峙的坚决果敢，也目睹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特种兵笨拙爬窗等“怠工”场面，以及个别士兵撤退时对市民鞠躬致歉的场景。
从法律角度来看，此次紧急戒严令存在明显违法、违宪之嫌。根据韩国宪法，戒严令的颁布需满足特定前提条件，这显然难以成立。同时，“戒严令”的某些条款被诟病为“复刻朴正熙或全斗焕时代布告的法盲条款”。此外，1997年针对全斗焕、卢泰愚的“世纪审判”后，韩国取消了叛国罪和军事叛乱罪的诉讼时效。这意味着，即便戒严成功执行，尹锡悦及其同谋日后也难逃法律制裁。
然而，当事件足够荒诞，总会激起坊间八卦玩梗的热情与揣测，有人将其解释为尹锡悦在执政危机下的荒腔走板、酗酒导致的认知障碍、受人蛊惑蒙蔽，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第一夫人金建希，戏称尹锡悦“一怒为红颜”云云。但尹锡悦的疯狂之举，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脱轨暴走”。
不妨从另一种思考方式出发：为何尹锡悦“非理性”地选择了戒严这一军事手段，而非他本人或更擅长的司法或政治手段来达成目标？从他选择的手段——“戒严令”入手，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闹剧，及其背后折射出的韩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特征。
图片：继续保留原有图片。
当地时间12月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讲话向韩国民众道歉，承诺不会有第二次戒严
标题：“冷战幽灵”再现：韩国“六小时戒严”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
正文：
何为戒严？在韩国，它意指在战时、战乱或与此类似的国家紧急状态下，将特定区域的行政权或司法权移交给军方，并可限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对于在冷战摇篮中诞生的韩国而言，以戒严为代表的“紧急状态”却是印刻在国家襁褓中的烙印。
韩国最早的戒严始于1948年10月，距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时任总统李承晚为平息全罗南道丽水、顺天地区及济州岛的“叛乱”，先后两次宣布戒严。讽刺的是，当时韩国尚未制定戒严法（直至1949年11月才颁布）。据韩国学者金春洙的研究，早期戒严的法理依据源自日本帝国时期的“戒严令”，其实施则依赖韩军中伪满洲军出身军官的“焦土化作战”经验，同时也借鉴了1946年美军在大邱实施的戒严程序与训练，美军亦实际扮演了顾问角色。
就这样，在李承晚治下，日本明治时代的“戒严令”与美军的Martial law在二战后的韩国交汇，开启了其冷战戒严史。1948年至1954年，持续六年多的军警围剿“叛乱”导致济州岛10%以上人口死亡，这段历史便是韩国作家韩江小说《不做告别》的原型。
自1948年成立以来，韩国政府总共发布了16次戒严令，其中多次与政治事件相关。在半岛分裂及与朝鲜军事对峙的背景下，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国家准则，为“紧急状态”赋予了几乎天然的合法性。借助“戒严令”，一些特殊异见者被排除在“良民”之外，政府便可在不经公众或国会监督的情况下合法行使暴力。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实现制度民主化及冷战的结束，在当代韩国民众心目中，充满暴力血腥的戒严早已同“军事独裁”一道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正因如此，12月3日深夜突然复活的“紧急戒严”，仿佛“冷战幽灵”再现。韩国民众对此下意识的错愕、惊恐，继而勃然大怒的情绪反应，更像是一种“见鬼了”的心情。
尹锡悦有一种独特气质，仿佛是一位从冷战时代穿越而来的“遗老”。这种气质或许与尹锡悦长期担任检察官的职业身份有关，而检察官在冷战时期常常扮演肃清“敌人”的角色。作为总统，他不善沟通妥协，语言与行事缺乏政客常见的圆滑，看待内政、外交、甚至历史问题时，也常常呈现僵硬的冷战思维。他似乎总在树立假想敌。对外，将朝鲜及所有“非自由世界”国家视作威胁；对内，将在野党、进步人士及一切对其持批判态度者一概贴上“反自由势力”、“反国家势力”、“黑暗煽动势力”的标签。
从尹锡悦一贯的言行逻辑可判断，他并非完全失去理性的“护妻狂魔”，而更像是不断重复着陈旧语言，遵循着历史惯性的“冷战遗老”。作为经验老到的前法律界人士，他不可能不知此次戒严令违法甚至违宪的风险，让他铤而走险的“合法性”来源，很可能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隐形宪法”——根植于朝鲜半岛分裂体系之上的《国家安保法》。
分裂体制下的韩国，尽管已迈入民主化时代，却从未真正摆脱戒严所象征的合法国家暴力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渗透。这一未竟的历史，也许正是韩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她以文学的方式直视并揭开了这一历史的伤疤，并暗示了伤疤之下随时可再度引发溃烂的病灶所在。而对于“冷战遗老”尹锡悦而言，这一政治素人的鲁莽之举，也在无意间掀开了层层障眼纱幔的一角，使得长期横亘于韩国社会却被忽略的大象原形毕露。
正如白乐晴所言，如果韩国只满足于制度民主化，却不努力克服分裂体制，那么前者无异于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这一观点在此次“六小时戒严”风波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如果尹锡悦选择以某种方式挑起与朝鲜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再以“战时、战乱或相当于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实施戒严，这场“政变”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以闹剧收场，但韩国社会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真实的“战乱”事态并未发生。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如果国会未能表决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弹劾议案，韩国即将迎来如2016年底敦促朴槿惠下台时的大规模市民烛光集会。然而，如果目标仅停留在“下台”或“逮捕”尹锡悦，而缺少新的政治想象力与语言，那么很可能仍将重蹈上次“烛光革命”的覆辙，选出下一位更聪明、更合时宜的“尹锡悦”。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晓蕾
编辑：徐方清
